时间：2007-1-15 13:02:49

我有话说

 一、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知识传教与实学思潮交会
      科学的知识体系是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孕育的。自哥白尼（1473－1543）提出日心说，伽利略（1564－1642）用实验与数学演绎相结合的方法创立动力学，到牛顿（1642－1727）完成经典力学，才有了近代科学——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早期形态。与欧洲相距遥远的中国这时正值明朝后期与清朝初期，中国的士大夫中出现了一种讲究“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涌现了一批求实、务实的学者。就在这段时间里，彼此闻名、互知不多的两个文化体——中国与欧洲发生了近代文化的初次交会，开始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明万历年间的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到中国传教。他结识中国进士徐光启等，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西方科学著作，拉开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开始了一段明末清初 “西学东渐”的历史。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一支，它擅以传播知识来扩大影响，伽利略等曾在其办的学校受教。利玛窦等来华传教士多有一定科学素养，由于在文化心态上不占优势，他们采取合儒、补儒、超儒的方针，以知识传教的方式在华活动。自利玛窦来华，经1717年康熙禁教，至1773年罗马教廷解散耶稣会，第一波“西学东渐”中断，百余年间，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合作，以“西译中述”（传教士口译，中国人笔述）的方式翻译西方著作约437种，其中科学类131种，涉及自然科学中相当广泛的内容。有学者统计，在这一波“西学东渐”中，受西方科学影响的儒士学者，能查知姓名的约有173人，近半为江、浙、皖一带注重实学的人氏。[2]
      由于有注重实学的中国学者的参与，尽管传教士们受本身学识水平以及教义等的限制，传播的并不是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科学内容，这一波“西学东渐”仍在天文、历算、地理、数学等领域取得了明显的传播效果。例如，虽有守旧文人盲目反对采用西洋历法，然而清代施行的《时宪历》实质仍是西历；西方地理学的传入，特别是地图测绘知识的传入，更开阔了国人对世界地域的认识，松动了天方地圆和中华中心等传统观念。中国甚至还于1718年测绘编制了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全国地图，所得大地测量数据作为证明地球为扁圆形的实测证据，较西欧类似证据早27年。 [3]
      这次科学传播的实现在于西方传教士“知识传教”与中国学者“实学思潮”的交会。在这一交会中，中国学者用传统的术语，其中不少人还以“西学中源”的立场，来了解传教士介绍的西方学术，称其为“西学”或“格致”。两者在“西译中述”中进行的人际传播，是传播链上的第一环，也是一次科学启蒙。通过启蒙，中国学者认识到西方科学知识确有长处和用处，知识结构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在个别领域，这种变化比较明显，如在清代西洋数学已成学习数学者的必修课。但这并未使中国的主流知识结构发生大的变化。左右全国读书人知识结构的科举考试，仍然以四书五经为主。明代在“策问”考试中经常出现的自然类主题，到了清代却几乎绝迹了。[4]以至连一些经世治国必须的科学常识也乏人知晓，如世界地图传入一百多年后，道光皇帝却连英国在何方都不知道。可见，这次科学传播的广度、深度均十分有限，中国读书人知识结构中仍少科学成分，国人对中国需要科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仍缺少认识。

二、晚清“西学东渐”：从“师夷长技”到“艺政并出科学”
      19世纪，欧洲进入“科学时代”，“人们对于自然的宇宙的整个观念改变了”，探究自然的各分支在逐步成熟的基础上交织成科学的知识体系；“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开始走在实际的应用与发明的前面，并且启发了实际的应用与发明”，科学与技术不再相互分离，开始交织成一个科学技术的知识体系；科学开始成为一种专门的社会职业[5]。科学促进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开始显现，欧洲出现了一批世界强国。这时在中国，国势逐渐衰落，“闭关自守”既挡不住传教士的再三叩门，更挡不住洋枪大炮的轰击。这个世纪，中西文化在血与火中进一步交会，科学于枪炮声中在中国进一步传播。
      19世纪初，基督教新教步耶稣会后尘再叩国门，第二波“西学东渐”又起。传教士先在南洋办起第一份中文期刊、第一家中文印刷所，将石印技术和铅印技术用于中文书刊的出版，后又将活动范围扩大到通商口岸。在1860年前的50年里，他们共翻译编写出版了572种中文书刊，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化学元素、物质不灭定律、万有引力定律，以及天文地理，世界历史、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知识。这些闻所未闻，甚至难以用诗云子曰中的词语来表达的知识，让中国读书人打开了知识的视野，也看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
       1840年的鸦片战争失败，促使中国士大夫思考对策，有识之士看到西方有长处值得学习，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着手编译介绍西方的书籍。这些书籍新人耳目，风行一时，还传到日本。然而，清廷的主流话语仍在自欺欺人，将割地赔款说成是天朝感化“蛮夷”的浩荡皇恩。“师夷长技”的主张未被实行。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又惨败，迫使当权者再谋对策，清政府中出现洋务派。他们以“洋”代“夷”视西方为另一文明之邦，直认中国面临着“千古未有之变局”[6]，有了“取西人制造之长”的紧迫感，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搞起了“洋务运动”。在持续约35年的洋务运动中，兴办工厂矿山，引进火车轮船，设立新式学堂和译书馆，选派人员出国留学培养外语人才，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在这一进程中，陆续办起的报刊几乎没有一家不介绍西学知识，还出现了面向平民的《格致汇编》等科普杂志，各种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书籍。这时近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在深度与广度上均有了推进。不光洋务派官员的奏折、书信中充斥着“机器”“铁路”等外来名词，普通平民也开始被吸引来学习西方科学知识。
     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败于日本，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震动了中国的读书人。面对如此国耻，他们迫切地“求知识于域外”，寻求救亡之道，改良维新的思潮一度涌起。由于洋务运动中培养了外语人才，维新学者中已有人可以直接从西方著作中寻找思想武器，曾留学英国的严复（1853－1921）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译作《天演论》中，加了大量案语，发出若不振作自强就会亡国灭种的警世之言。该译作于维新运动高涨之时在报上连载，1898年又在百日维新的前后两次出版，此后的十多年中发行了30余种不同版本，还成了中学生读物。《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等话语很快便充斥报刊，成了人们的熟语。
      百日维新的失败并没有中断西学的传入，随着科举制度的衰落与废止，在中国走向辛亥革命的历史脚步中，中国的读书人更迫切地“求知识于域外”，这时的域外不只是西方，还有东方的日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有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少留学日本，在中国和日本办起了近百家翻译日文书籍的机构，出版了数以千计的中译日文书籍，再加上难以计数的报刊中的介绍，大量西方新学从东方转道而来，成了当时西学传入中国的主渠道。由于日文汉字源于中国，日译西书中的词汇，中国学者常常于中译日书时照搬过来。“科学”“自然”、“物质”“物理”等日译西学的新词，便也就随着中译日书大量涌进中国。其中，“科学”一词，据说是日本人借用中国宋代经典翻译science的二手汉语词汇。南宋进士陈亮（1134－1194）曾将“科举之学”简作“科学”。日译名词流行后，中国原来用来翻译science的“格致”等词反倒越来越少使用了。
      随着科学传播的量的积累，中国读书人的知识结构发生变化，对于科学的认识逐步深化。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相继失败后，代之而起的新学大潮对洋务派主导的“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进行了深刻反思。对于此说中将科学归于“技”“艺”的“政本艺末”论，严复就斥为“颠倒错乱”，强调科学不是“末”而是“本”。他还指出：“设谓艺非科学，则艺、政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在儒学的主流意义体系中，“技”“艺”属“奇技淫巧”，处二三流地位。自明末“西学东渐”以来，这是许多中国人对科学的定位。严复等的批判对这种主流定位提出了挑战，由他的“若左右手然”之论可见，国人对“科学”的新定位呼之欲出。

三、新文化运动：“平行线”、“双轮”和“两位先生”
      辛亥革命后，新学大潮进一步发展，一批批青年学子出国留学接受西方系统的科学教育，对中国和西方两种社会、两种文化，有了更深入的比较和认识。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科学在中国有了新的定位。
      1915年1月一份名为《科学》的月刊在上海悄然问世，创办者与编辑者是任鸿隽、杨杏佛等在美国留学的科学青年。这份“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的杂志，为方便介绍科学知识，首倡横排向右、使用标点符号的排版方法，并力排非议坚持实行，为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打了前哨战。在它的发刊词中，对“科学”作了新的定位：“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欧人学术之门类亦众矣，而吾人独有取于科学。”也就是说，“科学”是与“民权”并列的、国家强盛所必须的两条“平行线”之一。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吹响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它的主编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对“科学”作了同样的定位：“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7]在这里，“科学”是与“人权”并重的、国人急起直追所必须的“两轮”之一。而“人权”就是后来所说的“民主”。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民主”与“科学”很快就流行开来，成了这个运动的两面旗帜，被称为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先生和赛因斯（science）先生。1919年初，陈独秀又强调：“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8]这就是中国踏上现代门槛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定位。从“左右手”，到“平行线”、“两轮”，再到两位先生”，在中国知识分子探求的“救治中国”药方中，“科学”始终与或曰“民权”“人权”的“民主”紧密相连。这种联系表明，他们对于科学促进思想解放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已有明确认识。他们自身也正是因为跨文化地吸取新知新学，知识结构起了质的变化，观念发生根本改变，才对科学作出了新的定位。
      发起创办《科学》的九位留美学生，一位是前清举人，一位是前清秀才，其余七位都在清末的新式学堂中受教。他们于1909－1912年间先后赴美在康奈尔大学就读。至1914年，他们酝酿创办《科学》时，均已在美接受数年系统的科学教育，已对“西方学术之本源略有所见”。他们认识到，科学是“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是“西方文化之泉源”，而“非指一化学，一物理或一生物学”，所以“效法西方而撷取其精华，莫如绍介整个科学”，将科学作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进行系统的传播，使之在中国“发荣滋长、继续不已”。[9]
      决心“绍介整个科学”的人们探究“西方学术之本源”的落脚点其实还在中国，他们认为当时中国贫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无科学”。为了“科学救国”，他们便要探究“中国无科学之原因”。这一“原因”之问也就成了1915年《科学》创刊号上任鸿隽一篇署名文章的题目，以及1921年冯友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一个演讲的题目，并引起了国内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和讨论。1944年10月，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贵州湄潭的一个演讲中也发问：“何以举世通行之近代科学（不乏基于经验者），不起于中国而起于西欧耶？”[10]并且，他在自己的后半生关于中国古代科学与文化的研究中一直追索着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涉及中西文化中深层因素的复杂关联，尽管90年来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形成过好几波讨论热潮，但并没有形成一个令各方满意的答案。有学者甚至就问题本身提出质疑。因此，这成了一个“难题”。由于李约瑟的持续关注，这个最早由任鸿隽提出的问题却有一个“李约瑟难题”的名称。
      虽然在现代中国的门槛上，“绍介整个科学”的任务背负着一个沉重的“难题”，科学仍然乘着新文化运动的波涛，开始被作为一个文化知识体系在中国传播。随着科学教育事业在中国的逐步确立和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进步，科学在中国传播的深度和广度都不断向前推进。1950年代的“向科学进军”口号，1980年代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1990年代的“科教兴国”战略举措，都是现代中国对科学认识继续不断深化的一个个重要标志。

四、小结：以人为本传播科学，须注意科学的跨文化传播属性
      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过程表明：科学传播是一种跨文化传播，而且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是一种前进着的跨文化传播。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关于“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说的争论，以及于民国初年提出并延续至今的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都是中国知识界在中西文化交会的历史潮流之中，对西方科学文化或迎或拒复杂心态的不同表现。其中既记录着中华文化吸纳西方文化精华的曲折与阵痛，也从一个侧面显现中华文化有着汲取一切外来优秀文化的内部动力和博大容量。
      要把握好科学在中国传播的跨文化属性，既需要了解西方文化的特点，更需要了解中华文化的特点。西方文化是一种理性中心特征十分明显、宗教性的文明类型。它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主要的文化转型，近代科学就诞生于其第二次转型——文艺复兴。中华文化是一种具有辩证理性特征、世界上惟一非宗教性并由古代绵延至今保持一致传统的文明类型。它在历史上几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都没有发生文化转型，对不同的文化因素具有很强的兼容、同化能力，对于自身又有着自我完善能力。
      从跨文化的比较而言，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这是一种缺失或者说劣势，但这也是中国急起直追，学习西方，在深度与广度上推进科学传播的动力。中华文化的悠久传统，以及兼收并蓄、自我完善等特点，则又是中国搞好科学传播的文化优势。有学者指出，“中国的辩证理性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支柱”，它能克服西方理性中心思维方式中的缺点，但“辩证思维并不是绝对完美的思维方式，它极容易成为一种‘融合论’的根据”。[11]不同思维方式的长短是不同文化中的深层次问题，也是科学跨文化传播必须面对和研究的问题。
      与思维方式相关的思想观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也是科学传播会遇到的跨文化的深层问题。它们都与公众现代科学素养提高密切相关。前已说明，社会思想观念的改变需要有知识结构改变的支撑。同样，公众科学素养的养成也需要知识结构养成的配合。要做好这件事，需要研究不同人群科学素养的知识构成。美国科学院1996年推出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中有一个“科学内容标准”，给出了普通公民科学素养的知识构成纲要。科学素养的知识构成需要考虑跨文化的因素，不宜简单借用别国的。笔者希望早日看到中国的普通公民科学素养知识构成纲要。有了这个纲要，再调查了不同人群知识结构的现状，科学传播工作就能以人为本，到位地进行科学内容的信息服务。
      最后，笔者想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它传播的对象却有祖国”，为了在中国以人为本地搞好科学的传播与普及，不仅需要从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角度进行研究，更需要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 丹皮尔. 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 李珩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8, 195
[2] 参见：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39, 77,101, 120-121, 214, 220,526
[3] 参见：杜石然 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史 通史卷.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3. 799，853，959
[4] 参见：艾尔曼. 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的科学. 见：中国学术，第二辑. 2000. 014-015，037注①
[5] 参见：刘珺珺.科学社会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30
[6] 参见：肖小穗. 西学传播：表意斗争个案研究. 载：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 郭镇之主编.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4. 275,276
[7] 《科学》发刊词及《青年杂志》陈独秀语均见：樊洪业. 中国科学社与新文化运动. 科学，1989，41(2):83
[8] 陈独秀.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新青年，1919，6(1) 见：熊月之.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503
[9] 任鸿隽. 五十自述. 参见：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682-683
[10] 参见：李约瑟文献50年. 王钱国忠编.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 335
[11] 参见：方汉文. 比较文化学.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243-244, 236-237，239

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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