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　■刘　兵     《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  杰伊·A·拉宾格尔、哈里·柯林斯主编张增一等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版  定价:34元     □1997年，有这样一番情景:对立的两派学者聚集在一起，第一天是“乘坐一艘小机动船游览南安普敦水上风光”，这过程想必将先前的敌意消除了不少；第二天是封闭式的深入讨论，“在达成相互信任和理解之后”，第三天举行公开讨论。这两派，一派是science　studies(本书译作“科学论”，国内另译有“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等)学者，另一派是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和从事者感到不满的科学界人士，或者说是某些秉持科学主义观点的学者。     之所以要搞这样一场温情脉脉的“有话好好说”会议，是因为许多学者感到，上述两派的论战和交锋，在上世纪90年代后，火药味越来越浓，本来相当纯粹的学术争论，逐渐演变为“主要目的似乎在于公开地嘲笑对方”。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面对面，心平气和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充分交换意见，以求将有关的研究从理论上向前推进。回过头来看我们这里，上述两派虽然尚未正式形成，但有些言论倒是可以说“主要目的似乎在于隐蔽地陷害对方”。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确实是东西方共同的大背景。西方的“科学大战”在打了若干年后，有人搞了这样一个两派对话的会议，颇有些外交上要沟通和谈的意味，这种用心当然良好，编者甚至基于良好的愿望拟出了一个“一种文化”的书名——尽管后面还是加上了个问号。不过，我倒是很有些怀疑这样的和谈是否能给两派真正带来和解，是否能够真正带来和平。     但是，能否实现和平是一回事，有坐下来“有话好好说”的愿望毕竟是一件好事，也许，在多元的基础上实现一种“和平共处”也有可能。但是，这又与西方在学术批评和学术争论中的传统有关。在那种传统中，学术观点不同的争论双方在学术争论之外，以及在学术争论的过程中，基本上还是可以很绅士地共处的。可是，在我们这里就颇有些不同了，我们在学术界，似乎很少有西方学术界那种真正限于学术问题而又认真严肃的学术批评。偶有批判，多半很快就涉及到学术之外的领域甚至于人身攻击了，就像你所说的，在我们这里科学主义阵营一方在批判另一方时，动辄扯上意识形态，因而也就自然地出现了“隐蔽地陷害对方”的那种举动。     □在本书的结语中，两位编者归纳出了论战双方在“有话好好说”会议后得到的如下共识:     一、“科学论对科学的旨趣没有敌意，既不是它要处心积虑地反对科学，也不是它无意中的副产品要反对科学。”二、“在这场科学大战的整个过程中，误解和误读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三、“科学论是令人感兴趣的，并且可能是有益的研究领域。”     这第三个“共识”看起来就相当勉强了，很像两个关系紧张的国家，双方首脑会谈后，发表的字斟句酌的联合公报中的措词。这正好可以印证你上面的猜测:这样的和谈是否能给两派真正带来和解？但是开开这种“有话好好说”会议，起码也能对问题进一步澄清，对双方的观点减少“误解和误读”，总还是很有好处的。     ■这种说法我也同意。或者换一种思维方式，当我们努力地消除两种文化间的隔阂时，其实在深层也有不同的目标，如，像此书标题显示的那样:一种文化！或者，是虽然能够沟通甚至部分的理解，能够和平共处，但仍然还是两种文化。对前一种目标，仔细想，实际上是在要消除文化的多元性，而后一种则不是。因此，将来更可能的，仍然会有各自相对独立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当然，它们的形态也许会与今天大为不同。它们之间也许会和而不同，不再像现在这样彼此敌对。     其实，抛开更远大的目标不说，这样的和谈也还是另有一些好处。当双方真正以为让对方理解自身而坦诚交流时，一些观点的表达会更加准确达意。至少，我在看此书时，就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对平常一些经常有争议、有误解的问题，在双方的解释说明中，看到了许多更好、更明白的表述。     □姑且以欧美的情形言之，科学当然仍然无比强大，总体来说肯定占据着绝对优势，可是我看科学论方面却也丝毫不惧。非但不惧，势头还很强，反倒是科学主义这一面，至少正在逐步丧失公众话语权。     回想当初，幼年期的科学论(如果已经可以这样指称的话)，扮演的是科学的赞美者的角色，或者是某种“帮闲”角色，甚至好似主动投怀送抱却遭到轻视和冷遇的女郎——物理学家费曼“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家，就像鸟类学对于鸟一样毫无用处”的名言，就是这种轻视和冷遇的典型表现。     可是随着科学论逐渐成长，它开始自立、自重、自强了，它已经不屑于再扮演“帮闲”角色了，它甚至开始批评起昔日赞美的对象了。最令科学方面感到意外和愤怒的是，在科学为大众的物质生活提供了如此众多的改善和便利之后，忘恩负义的大众和大众传媒，却和已经反叛了的科学论阵营日益亲近起来。所以，在读此书中，我产生了一个有点恶作剧的问题:在这场所谓的“科学大战”中，双方究竟谁更怕谁一点呢？     ■你提的问题确实很有意思。“好战的科学主义”一方(因为并非所有的科学家都投身于这场大战中，更多的人是采取了置身于战场之外的策略，甚至对于大战并不感兴趣，所以这样说也许更为贴切)，在这场大战中的激烈反应，固然有因过去的高大形象被诋毁而怒从心上起的原因，但细想一下，恐怕还是有些恐惧感在里面的。你想，一个绝对强大的巨人会对一个不堪一击的弱小对手如此在意吗？     通常，只有在实力大致相当时，一场大战才会持续打下去甚至难分输赢。因此，这场大战的出现，也确实表现出了一种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在新的权力结构中，科学主义者一方也开始担心科学的权威和形象，尤其是在公众中的形象，形象受损会连带着对其社会地位以及资源分配等带来威胁。而另一方呢？一旦不再想做“帮闲”，就算大战输了(我们似乎并未看到这种迹象)，又会失去什么呢？     但话说回来，“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多元共存的安定与和平——但这种和平肯定不应以科学论(说实在的我还是不很喜欢这种译法)无原则的妥协为代价。

引自： http://dszb.whdszb.com/kx/200612/t20061204_1201325.htm 9:3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