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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与科学决策学术研讨会激发热烈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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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8-5-5 11:13: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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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与科学决策学术研讨会激发热烈讨论
3月14日，由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科学与发展网络（SciDev.Net）、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科院研究生院科学传播中心等单位主办，科学网、科学报道沙龙等单位协办的科学传播与科学决策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会议得到了英国大使馆科技处的资助。
与会专家在科学传播如何影响科学决策取得了重要共识。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中心主任曾国屏教授认为，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科学传播在这里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科学如果只为少数专家所把握，就不可能有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决策的科学化，包括要有科学的决策程序、过程和方法；同时，也是一个决策民主、公众参与的过程。正是通过科学传播，公民科学素质的提高，才能实现全社会的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
英国大使馆科技参赞康大卫也表示，科学传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为人们日常生活现在已经越来越受到很多复杂的科技的影响。不应该给媒体设定任何的限制，就是告诉他们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减缓让公众了解科学的过程。事实上，也正是通过媒体，决策者才能够获得公众的反馈。
中国科协前书记处书记徐善衍也到会作了发言，他指出，公众理解科学的课题是一项在科学传播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性课题，它推动民主政治，使公众在科技上拥有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的前提。
在中国，中国特色的政治为公众理解科学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动员机制。中国的科学传播与普及表现了鲜明的政府主导的特色。这就决定了在中国只能由政府主导来协调社会各方力量，合理调动社会资源，共同开展科普活动的特色，发挥政府统一协调组织的作用，成为全国科学传播普及工作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要进一步理解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发展，还要思考和研究需要从满足公众的实际需要入手推进公众理解科学，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搞好科学普及工作。
英国环境、农村与食品事务部的Katerine Bass博士指出，在决策的过程中有一种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对于决策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在英国制定政策本身必须基于一个非常好的证据，基于这样的证据才能作出相应的决策。所以，首先要了解决策面临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有哪些人对这些问题感兴趣。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决策者从中希望获得什么样的结果。必须了解到，如何能够找到相应的办法达到目标。最后来衡量是否获得了成功。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决策过程中引入证据。必须和制定政策的人员来进行沟通，英国环境部和皇家气候变化论坛共同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主要是提高大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希望能够促动利益相关方共同采取行动应对这些问题。本次研讨会的共同主办单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赵志耘泽介绍了信息提供机构在政府科学决策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包括国际科技信息和政策的收集、特定政策题材的信息综合与加工、以及面向一般科技工作者的科技信息服务。
英国科学媒体中心的主任Fiona Fox则指出，科学媒体中心在2002年4月建立前，英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疯牛病，还有转基因的粮食作物，还有麻疹风疹腮腺炎三联疫苗这几个事件。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媒体报道的头条新闻，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很长时间，在科学界没有作出响应，结果丧失了舆论阵地，让反对科学的声音占据了主流。
科学媒体中心说服科学家在有争议的研究和热点研究中及时通过媒体与公众进行沟通，最终避免了公众受到错误信息的误导，让一些前沿的但是有争议的科研项目，如利用转基因作物生产医药和发展人兽嵌合体的研究，获得了舆论和公众的支持，并最终得到政府的批准和支持。
在下午的专题报告上，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雷绮红、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刘兵、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胡瑞法、中科院科技政策所副研究员朱效民、以及科学网高级编辑何皎就科学普及与科技政策制定、圆明园防渗膜事件看公共环境问题的科学传播、农业科技传播过程中的政府作用、从“最后一公里”谈我国的科普政策以及科学决策与网络互动参与做出了精彩的报告。
其中，胡瑞法谈到了某报几年前登出的一篇对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作出质疑的报道“13亿人的主粮悬疑”。他质疑了作者的动机和他的立论—也就是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后的利益链条—也谈到了文章中使用的不科学的证据。其中，“悬疑”一文引用的证据包括用转基因马铃薯喂食大鼠，大鼠最后死亡。该文利用这一证据质疑了转基因对人体健康的潜在风险。但是英国皇家学会组织的同行评审表明，这一研究本来是有问题的，因为试验的大鼠本来就不喜欢吃马铃薯，这一结果不能表明转基因有问题，而只是证明马铃薯作为大鼠的食物有问题，而且，这一研究并非发表在国际公认的权威科学刊物。
胡瑞法指出，相关科学家的确可以称之为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受益者，但是直接的经济受益仅仅体现在个别科学家，而更多的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其所谓受益主要是体现在国家科研项目的顺利推进。因此，所谓利益链更多地体现了国家的利益。相反，相关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则起到了提高媒体影响，以及帮助环境方面非政府组织达到本团体目的的作用。
但是，胡瑞法的讲话受到了在场一些人的质疑。清华大学蒋劲松副教授认为，所谓国家没有自己利益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政府之外的很多慈善的组织公益性远远高于政府。刘兵教授也说，全世界关于反对转基因置疑怀疑的专业文章就没有吗？欧盟对于转基因做过抵制，意味着欧盟采取的是反科学的立场？但是，Fiona Fox则指出，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的安全问题，已经得到了权威科研机构的认可，并不需要因为考虑动机而忽略科学的事实。
在随后 的议程中，中科院研究生院科学传播中心主任李大光教授不仅在理论上介绍和探讨了涉及科学问题的共识会议，也研究了中国公民参与模拟共识会议设想的可能性与现实条件。
关于共识会议，有这样几个要素：第一是有争议的问题；第二，双方共同讨论；第三，讨论公众一方的意见要通过决策；第四，所有的意见要通过媒体对外公布。
共识会议形成的基础，是科学技术发展太快，已经突破了科学家生产知识通过教育渠道向公众传播的模式。
共识会议的科学性在什么地方呢？它在程序当中有了非常严密的程序，来保证公众的意见能够非常有效地传输到科学家层面或者决策层面，同时使得决策的层面能够吸收公众的意见，这个过程是十分重要的。
共识会议在中国已经到了不得不进行的程度了。厦门PX事件，也就是台湾的翔陆集团在厦门郊区16公里的地方建了PX化工厂，投资108亿人民币，最终在公众的抗议下导致搁浅。在此之前，由于信息的封锁，导致了带有公众抗议性质的上万人的散步。
厦门PX事件也举行了听证会，但是过程需要提高，选中108人，但是实际上没有几个人有发言时间，即便如此，第一次听证会不同意占到90%。但是第二天开的时候，多了十几个陌生人，拿着打印好的东西在会上宣读，说坚决支持。这是操纵的结果。
春节前李大光在云南和江苏进行的定性调查。问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你拿到了一个邀请函去参加在你的附近进行大型科学项目的听证会，接到邀请函以后，这个邀请函并没有邀请你必须去或者可以不去，你去还是不去？参加座谈会一共100个人，没有一个人不去的。这说明公众实际上参与的热情是很高的。
保证对话的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公众的置疑必须得到解答，还有公众一定要形成有效的建议，这个建议不是当场做出来的，回去由评审团仔细研究，收集大家的意见，最后写成非常象样的建议书，这才是最后的结果。而且在整个决策的过程中，公民的建议一定要被纳入到决策程序里去。
再一个是媒体传播整个的过程和整个的结果。
公民共识会议需要在科普思路上进行转型。过去或者正在进行的科普，是“计划科普”，就是设计好的东西公众来看，要向“自由科普”转化，公众需要什么给什么，如果不能解释，也要给出一个不能解释的理由，这是非常重要的模式上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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